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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日报围绕“昆仑石刻”开展的学术争鸣，秉持兼容并蓄的治学立场，包容吸纳多元研究观点，既为资深学者发表深刻见解提供了学术平台，也为青年学者提供了珍贵的交流契机。
“昆仑石刻”的发现，是秦代考古与文献领域的重大突破，补全了中国古典刻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。
秦人有悠久的刻石传统。春秋时期，秦人便以石鼓为载体，记田猎、祭山川、铭君功、定疆域。石鼓文开创的“刻石记史”范式，实现了周代雅颂的载体由青铜彝器转向山石刻铭，开启了秦代刻石的历史文脉。战国时期，《韩非子·外储说》记载，秦昭王令工匠架设钩梯登上华山，以松柏之心为博箭，与天神博弈，并刻石记之，此即为华山“与天神博”刻石。它通过“勒石铭志”，借人与天神相博的意象，隐喻秦国得天神庇佑得以雄立关中，体现了先秦刻石从记史到纪功的范式转化。
《史记》记载，秦始皇一统海内后，巡行天下时立下纪功刻石，其中《史记》载有铭文的有泰山、琅琊台、芝罘、东观、碣石、会稽六处。秦六刻石承载着彰显帝王功业、教化天下民心等功用，是秦代借助刻石颂辞巩固统治、建构官方政治叙事的重要文化载体。
从上承传统而言，“昆仑石刻”接续石鼓文“刻石记史”的核心功能，记录了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的历史事件。从下启新篇而言，“昆仑石刻”与秦六刻石同属秦帝国鼎盛阶段的官方勒石遗存，与秦六刻石立威明德、教化四方、巩固一统的核心宗旨一致，凸显出承先秦刻石传统、启帝王碑铭新格的历史地位。
中国古典刻石文脉演进轨迹，借此一方秦代刻石，充分彰显出绵延不绝的历史生命力。
（作者：高思莉，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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